网友讨论：红安地方政府胡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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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胡搞的事

自解放后到现在，红安的县长得由在外关心红安的大官们首肯。鱼爱鱼，虾爱虾，老乌龟偏爱的是小王八，故而老头们喜欢的红安各界父母官其能力水平及治县方式并无惊世骇俗的表现。
五八年以前我家附近据说还有很多大树，可都砍倒烧做了炼铁的炭，一棵四五人合抱的树烧成不过一小堆炭。那炭不过是用来化铁，把好铁化成废铁，而非炼铁。村里本来还有一棵大树，七四年集体做饭，没柴火，队上借来了一把大锯子，四个大劳力光着膀子锯了五天，成功地把那棵树放倒，变成柴火。我家附近有一片山坡，山上长着一片松树。
七十年代，上级号召种值桑树，因为我们要穿绸缎。全大队大动员，学习上级指示精神，黄泥巴墙上到处涂满了“吃米饭，喝肉汤，住楼房，穿绸缎”的口号，全大队的劳力集拢来饿着肚子把山上的松树都连根刨掉，然后挖出沟坑来栽上桑树。三年下来，诺大一个桑树园一棵桑树也没活下来，大家当然穿不成绸缎。起意要栽桑树的人早不知到那儿去穿他的绸缎去了；一片好松林成了一片荒草地。
七十年代末又来了指示，我们要栽苹果树致富，于是又全大队动员，学习上面指示精神，到处又歪歪斜斜的好多标语，“今日种树一棵，明天收果子一垛”，“前人栽宝树，后人吃甜果”。全大队的劳力又集合起来，用大寨精神把我们家附近的另一片松树林和一个桃子园里的桃子树全连根拔了，挖上坑，又不知从那儿花钱弄来苹果树秧栽上去。
过了一两年宝贝苹果树一棵也未敢活；它们大概怕活到中年又被糊涂官们处死，恶死不如不生；苹果树叶都未见到一片，后人自然只有苦果吃。下这指示的官人大概已有了这在全县栽树的政迹而自己躲到一边啃它的甜果子去了。
当然，远在红安的这些胡闹罪过都可上在千里之外的“四人帮”头上。但到了八、九十年代，我们那儿政府的革命传统还不改当年。
八十年代初，老鼠泛滥，谷子一播下去，老鼠就跑来吃；猫们忙不过来。县里马上成立了无数支灭老鼠队，分到各村去帮猫的忙；各地都得好生招待这些英雄的灭鼠队员。这些英雄的觅鼠队员们其实并没有妆成猫狗深更半夜去拿耗子，而是大白日里四处散发红红绿绿的老鼠药。结果是老鼠没被这些觅老鼠队灭掉几只，猫，家的野的却全叫他们用老鼠药灭绝了。一时老鼠漫山遍野，扑天盖地，连树梢上叫的都是老鼠。后来还是小贩们从外地高价贩进许多猫来，才把老鼠从树梢上撵到地底下。
八几年，我们那儿突然组织三十岁以上的文盲去住识字班，识字一天还有点工钱；这样的政府真是人民的政府！一时三十岁以上的人都踊跃报名识字——领那工钱。字刚识了几天后就有一次考试；农村人年纪一大，学字哪那么容易，但考试都通过了。而就在同时，很多小孩却上不了小学——上小学是没有工钱却要缴学费的。县长捧了那些玩魔术玩出来的发烫的考试结果，生怕它冷了，慌忙赶到北京向李先念主席汇报，说李主席，红安终于消灭了文盲！欢喜得老李捧着县长的手几乎哭了起来，连声叫：你们为红安办了一件大好事！我代表红安人多谢你们！县长得了一县人的耻笑没关系，有了老李的一声感谢就够了——即刻得到升迁。老李不知道，那县长本人就是个半文盲；可老李自己就是个半文盲，怪不得他。
九十年代初县里命令所有农民必须在自己地里种烟草。农民种烟草必须低价卖给县烟草公司。农民种烟草赔本，而且没有设备与条件烘烤烟草，农民不傻，自然不干。县里于是下达文件：不种烟草的得向县里缴“不种烟草税”，每亩近十元。农民不缴也得缴，缴也得缴。
九二年，我正读研，春节回家不得不同二哥一道去挖坑——这回县里号召搞绿化。这回与以往不同，不再学习上面精神，也不抹什么标语，只是文件命令。但不是要每家种多少树，而是要挖多长多宽的坑。我们村（那时已不叫大队了，几个自然村合起来叫“村”）便把原来属于加工厂的一大片地定作绿化林，于是全村人都到那儿去挖坑。每个劳动力要出六个工作日。不去？缴钱。六十块一个人。
直到九五年我回家，还未见栽一棵树，那些沟坑还残存在那儿，都快平了。大概因为上面某官要的是立杆见影的沟坑挖出来的政迹——也许他们本想的是“林化禄”，但林未成，禄已至，则有林无林也就不相干了。千万农民出钱流汗，多少地因此而荒！许多昏官不怕烧光人家的衣服，只要自己家烘炉中的柴火不断。
九六年江泽民为了报答李先念的举荐之恩，去红安看望老李的乡亲，自然要巡视一些地方。如巡视的天鹅鸡养殖场（个体）就是五八年的卫星田，是县政府花钱为了让老江不要为忧国忧民太过、损坏龙体而导演的喜剧中的一个道具，当然看戏人老江也被罩上了皇帝的新衣
现在又兴起一股更可怕的砍树妖风。如此搞法，中国上亿亩的地表林木将在未来20年洗劫一空。对于中国人民的生存环境是毁灭性的打击，比任何时候都可怕。一百年两百年都难于恢复。国际资本有意将砍伐之刀引向中国。这也许就是一场战争。许多地方政府都在扮演“汉奸”角色。